如何閲讀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

核心提示: 凡此種種都説明:亞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論已落在政治現實的後面了;它們是屬於一個結束的時代,一個用城市國家的方式來統治的時代的理論的。當然,我們更看重的是,他是一切剝削階級政治學的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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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

(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

[古希臘] 亞里士多德 著

  

1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是西方學術史上的重要人物。在許多學科中,哲學、倫理、邏輯、心理、物理、生物等等,他都寫下了開創的或重要的著作。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他也佔極其重要的地位。政治學是關於階級鬥爭的學問:有剝削階級的政治學,也有被剝削階級的政治學。用剝削階級的觀點創立政治學的體系,亞里士多德實為第一人,他的《政治學》也是一部首創的著作。在他以前,曾經有過奴隸主階級的著名政治家,如梭倫、伯利克里,但他們沒有留下政治論著。曾經有過片段的政治見解,如辯士派和蘇格拉底的某些主張,但那都不成其為政治論著。也曾經有過像亞里士多德的老師柏拉圖的《理想國》那樣的著作,但那部書與其説是政治論著,倒不如説是雜糅哲學、倫理、教育以及政治的混合著作,不能説是創立了剝削階級政治學的獨立體系。柏拉圖的《政治家》和《法律篇》兩書,就其骨架的狹小和內容的單純來説,也都不能算是建立了這種政治學體系的著作。唯有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ー書,在下述意義上,的確可以稱為剝削階級政治學的創始之作。

第一,《政治學》是一部專門討論政治問題和原理的著作。在亞里士多徳之前,討論政治學的問題是和倫理學的探究分不開的。例如柏拉圖便在《理想國》中,把個人的正義和國家的正義問題,亦即倫理和政治問題,混在一起的。到了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便把兩者截然分開了。他對於倫理問題的探討,另有一部《倫理學》。倫理問題和政治問題的分家,正是剝削階級的政治學“獨立”成為一個體系的主要條件。當然,倫理和政治的徹底分家,還有待於馬基雅弗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的《君權論》(1513)一書;但是政治學和倫理學相對的分家,卻不能不説始自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

第二,我們説《政治學》是剝削階級的政治學的創始著作,不僅由於它是一部專門討論國家和法律的政治論著,而且也由於《政治學》一書的體系和內容與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學有密切關係。我們知道,資產階級學者對《政治學》一書的考據所得的結論是不一致的。就結構和內容而言,有人認為《政治學》中各卷可以分成兩組。第一組是討論理想中的國家的,第二、三、七、八各卷屬之。第二組是討論實際政制的,第四、五、六等卷屬之。餘下的一卷是結論。但也有人説,《政治學》是由三種單獨的論文組合而成的。第一種論家庭,如第一卷。第二種論前人理想國的見解以及當代最完備的憲法,如第二卷。第三種論國家、公民及憲法的分類,如第七、八兩卷。這兩種考據結果似乎是不同的。可是,根據《政治學》一書的實際內容而言,它基本上包括兩種問題的討論:(一)關於政治理論的討論;(二)關於現實政制的討論。這種在政治學中既包括政治理論問題又包括政治實際問題的體系,大致説,一直為各個歷史階段的剝削階級政治學者所繼承。直到帝國主義時期,在英國流行的著作如拉斯基(H.J. Laski,1893—1950)的《政治典範》,在美國流行的教科書如迦納(James Wilford Garner,1871—1938)的《政治科學與政府》,在體系上,都是先泛論國家的性質,然後再講政治制度的。在這一點上,也可以説它們都沒有擺脱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的影響。

第三,除了以上兩點以外,我們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理由説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一書確實是剝削階級政治學的一部最早的著作。這個理由就是,儘管《政治學》一書中所貫徹的觀點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剝削階級奴隸主的觀點,但這一觀點卻是同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觀點本質上有相通之處的。這就是説,儘管奴隸主的城市國家不同於封建領主的封建國家,也不同於資產階級的國家,儘管後二者都各有其獨特的性質和經驗,但是,它們都是階級壓迫的工具,或者説,它們都是剝削階級的壓迫工具;從而,研究這些壓迫工具,在理論上便有相通之處,在實際上也有共同之點。我們主要是在這個意義上説:亞里士多徳這部《政治學》是歷史上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學的開山之作。

在本文以下各節,我們第一,要指出《政治學》一書中所包括的奴隸主階級的觀點。第二,要指出這一觀點在哪些方面的應用是和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相通的——亦即後來被封建階級學者和資產階級的學者認為是“政治學”中的永久不變真理。第三,要指出亞里士多德對當時實際政治的態度和主張是什麼。

2

亞里士多德生值公元前四世紀希臘奴隸制社會的危機時期。伯羅奔尼撒戰後,雅典社會各階級如商人和手工業者,都受到戰爭的很大影響,農民更遭到嚴重的損害。由於土地集中於大奴隸主手裏,奴隸制進一步發展,和高利貸者的盤剝,許多農民無地可耕,只好跑進城市裏去做自由貧民。戰爭使雅典的國庫枯竭,以致不能執行舊有的對城市貧民的配給和援助政策。雅典的社會矛盾和階級鬥爭日趨於尖鋭化。

當時的階級鬥爭形勢在政治上的反映是:雅典奴隸主國家發生嚴重的動盪不安,不但在雅典,而且在每個希臘城市國家裏,除了奴隸主和奴隸之間的基本矛盾之外,都有富有奴隸主階層同自由貧民之間的激烈鬥爭。對於這一情況,柏拉圖曾經有過希臘的每一城市國家都已分裂成為“富人之國”和“窮人之國”的慨嘆。在亞里士多德以前,公元前399年,斯巴達發生了基拉東自由貧民的起義。公元前392年發生了科林斯自由民下層反對寡頭勢力的流血鬥爭。在亞里士多徳的幼年,公元前373年,又爆發了更大規模的棍棒黨起義,他們殺了富有奴隸主,沒收並分配了他們的財產。自由貧民與富有奴隸主之間的矛盾和鬥爭,形成了希臘城市國家末期的主要矛盾。

至於被壓在社會最底層的奴隸,他們當然是要反抗奴隸制度的。他們雖然沒有留下多少文字材料,但是希臘歷史各個時期的奴隸起義,便是最好的説明。就思想史而言,遠在公元前五世紀就有人提出反對奴隸主國家和法律的思想,在希臘戲劇家所寫的劇本中,也有這種思想的反映。其後,雖然由於奴隸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機會而不可能有什麼思想史的資料流傳下來,但是,他們反對奴隸制度和奴隸主國家的思想和感情,卻是不會改變的。他們的行動和思想同奴隸主階級的行動和思想構成了奴隸制社會中最基本的矛盾。

目擊希臘,特別是當時作為希臘文化重心的雅典這種分崩離析的狀態,亞里士多德從中等階層的利益出發,主張用加強中等階層的力量的辦法來平衡富有者和貧民之間的矛盾和鬥爭,使奴隸主國家不至崩潰。

拉斐爾《雅典學院》中的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

亞里士多德生於斯達奇拉城。他少年去雅典柏拉圖的書院讀書,受柏拉圖的影響頗大;但後來終於擺脱了他的影響,而創立了自己的哲學體系。公元前342年,他做了馬其頓國王的兒子亞歷山大的教師。亞歷山大公元前336年即位,亞里士多德便回到雅典郊外的裏棲阿姆(Lyceum)設立書院,招收生徒,從事講學,直到公元前322年死時為止。在哲學上,亞里士多德搖擺於唯心論與唯物論之間。他“對外在世界的真實性,並無懷疑”,所以接近唯物論。但他又認為:萬物的基礎及其內在的本質卻是形式,物質只是它們的第二個基礎和本質。他主張形式先於物質。這便又是唯心論的主張了。在認識論上,他也動搖於辯證法和形而上學方法之間,可是他卻“研究過最重要的辯證思維的形式”,而與黑格爾同為思想史上曾經對於辯證法或多或少加以精確研究的兩個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在世界觀和方法論上的二元和折中的思想和態度,也影響了他的政治思想——他的温和民主制的主張,在某種意義上也是這種思想和態度的反映。

雖然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所代表的階層不同,雖然他們的政治主張也不相同,他們卻都是奴隸主國家的忠實擁護者。然而,就是在柏拉圖的時候,也已經有了某些奴隸主階層分子,鑑於城市國家中不斷的“黨爭”,根本厭倦了城市國家的生活,懷疑“為了求得良善的生活,必須參加國家生活”的看法,而認為:在道德上,個人追求良善生活是自足的,國家的生活可以與此無關。蘇格拉底的學生安敍尼(Antisthenes)的制欲主義便是這種思想的代表。這種思想一直延到“希臘化”時代。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徳對於這種“隱逸”或從國家中“引退”的思想,大肆攻擊。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中,曾經斥責那種把生活的水平縮減到最低限度的必需品上去,是“豬的國家”而不是人的國家。亞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學》中也曾説過:一個人若能離開國家而生存,他不是個野獸,便是一個神。這師徒兩人的邏輯是:不加入城市國家就不可能過人的生活!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作為堅決擁護奴隸制的思想家,他們之有這種想法是不奇怪的,因為維護奴隸制度首先必須維持奴隸主的國家政權。

遠在公元前五世紀,歐里庇得(Euripides)的劇本中就有反對奴隸制度的明顯主張。

“只有一件東西給奴隸帶來恥辱,

那就是‘奴隸’這個名字;

在所有其他方面,

奴隸並不劣於自由人

所以他也有個公正的靈魂”

這就是説,從“自然”出發,奴隸制度是沒有根據的。因為奴隸和自由民是一樣的,奴隸之所以為奴隸,完全是“人為的”,那是社會制度使然。可是,亞里士多德對於奴隸制,卻持與此相反的看法。他認為奴隸制是合乎自然的制度,奴隸生來就比常人低劣,而且他們還有着與常人不同的性質:他們沒有理性,他們不能統治自己而必須由他們的主人來統治。他們是工具,只不過是會説話的工具罷了。他們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只是活的工具,而不是“人”。如果説上引這類詞句只是些反對奴隸制的標語口號,那麼,柏拉圖對話集中的《高爾吉亞篇》(Gorgias)裏所説下面的話,不管原來是為了證明什麼結論,至少也可以作為“奴隸是強力造成的結果”的論證:

……假如一個人具有充分的自然力量,……把我們成文的法令、欺騙和鬼話,以及違反自然的法律,都一概摒棄,並且置諸腳下,那麼,這個人不但不能做我們的奴隸,而且還要超乎我們之上,做我們的主人。

可是,對於這種分明是由於社會經濟的必然演變而產生的、用國家暴力鎮壓來維持的奴隸制度,亞里士多德卻硬要把它説成是“自然的”或“合乎理性的”制度。可見,作為奴隸主階級的大知識分子,亞里士多德的階級偏見是極深的。在這種偏見之下,他便把國家視為公民的聯合團體,而他所謂“公民”,則是指既有治人的能力也能被治的人們。這樣,在公民中不但排除了和他們同是圓顱方趾而只是不被當作“人”看待的奴隸,也排除了勞動階層:因為,在他看來,勞動人民過於依賴他人的命令,而沒有統治的能力,所以不適宜於享有公民的特權。他所謂“人生來便是政治的動物”這句話中的“人”,也不過只是奴隸主富有階層的代稱而已。亞里士多德這種看法,顯然是對於當時奴隸主階級內部分化的一種辯護。因為,事實上,在雅典這個“最民主的”希臘城市國家中,能夠參加所謂“直接民主政治”活動的,也不過是奴隸主階級的中上階層而已;至於貧苦的自由民,是沒有機會參加那種活動的。

正是在對於公民持這樣一種看法下,正是把國家視為這樣一些公民的聯合團體,亞里士多德才提出他對國家性質、目的和起源的學説。

3

國家是什麼?國家的目的是什麼?這都是《政治學》開卷第一章所要回答的問題。由上節所講公民的身份和政治生活的成員和內容看來,我們已經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國家是階級暴力,它是一定的階級為了壓迫其他階級而創設的暴力機關。就希臘的城市國家説,很明顯,它是奴隸主階級為了鎮壓奴隸階級而創設的暴力機關。然而,亞里土多徳卻説:國家是社會團體之一,它囊括其他一切社團;既然每一個社團都以一種善為目的,則國家便是以最高的善為目的;倫理學研究個人的善,政治學則是探究人羣的善的。在這些意義上,政治學被他認為是最高的科學。

這一説法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第一個掩蓋國家階級本質的學説。固然,柏拉圖在《理想國》中,也歪曲了國家的起源和本質;他的手法卻是先把國家和社會等同起來,然後再用成立社會的需要來頂替建立國家的理由,從而令人覺得國家(實則是社會)乃是人類生活所必需的東西。可是,亞里士多德卻把國家同其他社會團體分開,並突出國家的地位和作用,説什麼國家是最高的社團,它的目的是實現“最高的善”。把國家和社會分開而找出理由,説明國家是必要的、中立的、為“人民”謀福利的等等,乃是此後絕大部分的剝削階級思想家襲用亞里士多德否認國家階級本質的辦法。西塞羅(Cicero,公元前106—前43)説國家是“人民的事務”,阿奎那(Aquinas,1227—1274)認為國家的職能是使“公民得到快樂而有道德的生活”,這些固然都是受了亞里士多德的影響;就是近代思想家如博丹(Bodin,1530—1596)認為主權是國家特有的權力,它是劃分國家和其他社會團體的標準的看法,也顯然可以從中考出亞里士多德的語彙和基本概念。至於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洛克(Locke,1632—1704)、盧梭(Rousseau,1712—1778)等等,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邊沁(Bentham,1748—1832)、孔德( Comte,1798—1857)等等,以及帝國主義時期的法學家如狄驥(Duguit,1859—1928)、凱爾森(Kelsen,1881—1973)等等,無論他們用什麼具體論據來掩蓋國家的階級本質,他們都是採取先把國家和社會或其他社會團體分開,然後再為國家的權力辯護這一辦法的。當然,採取柏拉圖那種把國家同社會混為一談而後再説明國家權力的必要性的辦法的,也不乏其人;但這個辦法在社會愈益向前發展、階級鬥爭愈益趨於激烈之後,便愈發不能欺騙人民了。

剝削階級在階級鬥爭中有他們一套手段和“理論”;但是,階級鬥爭的科學卻是有了馬克思主義才有的。亞里士多德之所以得出這樣的國家理論,根本上是由於他的奴隸主階級立場使然;但也正由於他堅持奴隸主的階級立場和觀點,他也就不可能用正確的方法來探索國家的階級本質。他一方面認為國家是由家庭到村落由村落到國家這個“歷史的”過程發展的結果,另一方面卻又用“人的本性”(man' s nature)這一概念來闡釋國家之所以為“最高的”團體的理論根據。亞里士多德的父親是個醫生,他自幼就受了生物學方面知識的影響。他對於“自然”(nature)是採取生物的觀點的解釋。這一生物的自然觀、本然觀或本性觀,首先把事物的本性看成是一個發展的過程,而終於認為發展到最高階段才算充分地體現了它們的本性、本然或自然。例如一根樹苗雖然具有其所以為樹的本性,但只有經過長期發展成長為一棵大樹的時候,才能成其為十足意義的樹。動物也是如此。在這個意義上,他説:“人的本性就是政治的動物。”就個人論,他不是“自足的”,家庭和村落的生活,雖然是較高的發展階段,但最高的,使“快樂而光榮”的生活成為可能的,則是國家的生活。從個人到國家被他看成是個由不完全到完全、由根本意義到十足意義上的人實現其本性的過程。家庭生活、村落生活只是使生活成為可能,而國家則以實現人的美滿生活為目的。因此,國家的生活是人的本性的完成。

人性論雖然是到文藝復興時期才由新興的“中等階級”所製造的理論,但它的萌芽卻是可以在亞里士多德的學説中找出來的。這並不奇怪:因為一切剝削階級的壓迫被剝削者的基調,總歸是一致的。在上述亞里士多徳的議論中之所謂“人的本性”,顯然只是奴隸主統治階層的階級本性。只有他們才通過殘酷的階級鬥爭建立了並且要鞏固他們的階級統治,而奴隸則適得其反地要推翻這種統治。希臘的奴隸主不把奴隸當作“人”,然而奴隸畢竟都是人,他們有的是一些陷於深重的債務不能自拔的窮人,有的是一些軍事上戰敗的俘虜,也有的是為了其他原因被插上標誌在奴隸市場上出賣的人。而且,自由貧民到了無以維生的境況的時候,也並不那麼愛那個城市國家。由此可見,不但不同階級有着不同的階級性,即使是同一個階級的不同階層,也反映着對同一政權的不同態度。在希臘的奴隸起義中有自由貧民參加,貧民起義中有奴隸參加,這不正好表明他們對奴隸主政權的一致態度麼?因此,所謂國家是“人”的本性的完成,只能意味着國家是奴隸主的階級性的要求的充分實現。“人”同國家的關係顯然是和生物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不同的。這種用生物成長的過程來和從個人到國家的發展相比擬,顯然是不倫的比擬。儘管亞里士多德這種説法後來仍被封建時期以致資本主義時期的某些剝削階級的學者所津津樂道,但它的掩蓋階級的、反科學性的實質,則是不言自明的了。

亞里士多德是比較看重法律的。有人甚至説,這恰恰足以證明他的政治學説的出發點是柏拉圖《法律篇》中的思想。但這一説法卻是不恰當的,因為柏拉圖是以法治為“第二等好”的統治,而人治才是最理想的或最好的統治。亞里士多德則認為法律的統治是最好的統治,所以不同。因此,我們把他對於法律的看法分析一下,是有必要的。

法律是什麼?亞里士多德回答得很乾脆:是“沒有感情的智慧”,它具有一種為人治所不能做到的“公正性質”。亞里士多德認為:人治中的“人”,儘管聰明睿智,然而他有感情,因之即會產生不公道、不平等,而使政治腐化。用法律來統治則可以免卻上述流弊:因為在這裏,治者和被治者都是自由民(奴隸是不在話下的),他們之間是平等的,他們都享受法律上的權利;有了法律可以遵循,即統治者也不敢胡作非為,破壞法紀。

亞里士多德關於法律的看法,同他對於國家的看法一樣,都是根本否認階級性的。當我們説: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表現時,我們認為那“意志”之中當然有這個階級的“智慧”和“感情”在內。難道在鎮壓奴隸的希臘城市國家的法律中,沒有奴隸主階級的“感情”和“意志”麼?難道在寡頭制度的立法中,沒有寡頭勢力力求壓制民主勢力的“感情”和“意志”麼?顯然是有的。奇怪的是,亞里士多徳曾經研究過一百五十多個希臘國家的政制,在今天殘存的《雅典政制》一書中,他也記述過許多富人當政立法,窮人起而反對的事實:難道在那當政的富人所立的法中就沒有他們壓迫和盤剝窮人的“感情”和“意志”在內了麼?回答也只能是肯定的。因此,我們對於亞里士多德“法律是沒有感情的智慧”的看法,只能有這樣一個解釋:剝削階級總是企圖掩蓋法律的階級實質的。

以上由亞里士多德對於國家和法律的概念,可以看出希臘奴隸主階級對於他們的國家政權的一般看法——那就是説,不管在什麼情況下,保持他們的統治永遠是個大前提。

4

然而,在奴隸主階級的思想家中,亞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代表哪個階層的要求呢?這就必須考査一下他對實際政治的態度和主張了。

亞里士多德生當希臘奴隸制危機時期:一方面奴隸與奴隸主之間的矛盾加深,另一方面富有奴隸主和自由貧民之間的鬥爭也日趨激烈。用亞里士多德的話説,“在任何國家中,總有三種成分:一個階級(本文作者按:當作‘階層’理解)十分富有,另一個十分貧窮,第三個居於中間”。第一個階層,他又名之為寡頭勢力;第三個階層,他名之為民主勢力。兩者都力求攫得政權,以便實行代表自己利益的寡頭制或民主制。鬥爭不已,遂使當時的希臘奴隸主國家動盪不安。亞里士多德擔心奴隸主國家的分崩離析,遂苦心孤詣地尋求穩定奴隸主階級江山的途徑。

作為自由民中等階層的代言人,亞里士多德所開出的挽救城市國家危機的藥方,是和他的老師柏拉圖所開的藥方不同的。柏拉圖代表富有奴隸主階層,藉口必要的社會分工,來嚴格地劃分階級,企圖固定各階級和階層的地位和職事,從而鞏固奴隸主上層的階級統治。他不但仇視民主勢力,也無視中等階層的地位,他的“哲學王”一方面固然是知識貴族,另一方面也是奴隸主上層的化身。亞里士多德則不但認為富有階層“狂暴”“暴戾”,並且也認為貧窮階層“下賤”“狡詐”。“這兩者對於國家都是有害的。”唯有中等階層“最不會逃避治國工作,也最不會對它有過分的野心”。他們不像貧窮階層“不懂得如何指揮”;也不像富有階層“只能夠專橫地統治”。因此,中等階層“乃是一個國家中最安穩的”階層:“他們不像窮人那樣覬覦鄰人的東西,別人也不覬覦他們的東西,像窮人覬覦富人的東西那樣;他們既不謀害別人,本身又不遭別人的謀害,所以他們很安全地過活。”亞里士多徳既然在倫理學方面崇尚中庸的美德,那麼,在政治學方面,他也認為“中庸適度”是“最好的”;而中等階層在城市國家中恰恰是這個“中庸”的化身。“最好的政治社會是由中等階級「階層」的公民組成的”。唯其如此,所以亞里土多德便把鞏固希臘城市國家的希望,寄託在中等階層身上。

究竟怎樣來鞏固或“穩定”呢?關鍵在於財產和人數的比例。亞里士多德認為:在一個國家中,中等階層的人數比較多,而中等階層就是那些“佔有一份適當而充足的財產”的人。唯其財產適當,所以不致為富不仁;唯其財產充足,所以不會覬覦他人;更重要的是,唯其人數較多,所以這個階層就能衡平富有階層和貧窮階層的勢力,而使國家“少受黨爭之禍”——亦即當時希臘奴隸主國家中的富人和窮人不斷鬥爭之禍。同時,亞里士多德認為,也沒有必要害怕後兩個階層聯合起來,反對中等階層:他們是永遠“彼此互相不信任”的,不會合作的。因此,亞里士多德最後認為:只有中等階層才是富人和窮人的“仲裁者”,也“只有在中等階級「階層」較其他階級「階層」之一或較兩者都佔上風的地方,政府才能穩定”。所以“最好的立法者都是中等階級「階層」的人……例如梭倫就是如此”。亞里士多德在這裏提到了梭倫,並不是偶然的。從亞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殘篇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對梭倫這位公元前六世紀的雅典奴隸主國家的立法者,是如何的讚揚與同情。他説:梭倫曾“採取最優良的立法,拯救國家”。梭倫的“優良的立法”是什麼呢?是抑制最富有的階層,扶持最貧困的階層,強化中等階層。這種主張恰恰與上述亞里士多德的見解相似。

這就是亞里士多德“温和民主制”的主張,也是他對當時奴隸主國家所持的態度。這是一種什麼主張和態度呢?很明顯,是一種類似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主張和態度。他看到了城市國家的“黨爭”的核心問題是財產不均的問題,他提出的解決方案不是任何意義上的根本變更財產製度,而是企圖用局部改變中等階層的人數和地位,來“改變”富有階層與貧窮階層之間的矛盾形勢,從而“穩定”奴隸主國家的動亂不安局面。然而,在我們看來,他的目的是達不到的。希臘的中等階層,正如小資產階級之在近代一樣,他們的經濟地位是不穩定的。在希臘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中等階層或者上升為富有階層,或者下降為貧窮階層。那就是説,他們本身就是個不穩定的階層。用一個經濟地位不穩定的階層來“穩定”由於另外兩個階層的矛盾和鬥爭而致不穩定的國家政權,在邏輯上是説不通的,在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亞里士多德這位奴隸主階級的愛智者(即哲學家)的智慧畢竟是受他的階級立場所侷限的,他看不到這點。相反,由於階級感情的驅使,他還在《政治學》中費了一些篇幅提出預防革命的辦法。他所探索的那些革命的原因,都是為他的預防革命的感情或目的服務的。一個具有類似改良主義思想的思想家之反對革命,當然是不奇怪的事情。

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是希臘奴隸主國家危機的進一步加深。亞里士多德的温和民主制企圖在保持奴隸主階級統治的前提下,在根本保存大富極貧的前提下,用加強中等階層的勢力來鞏固奴隸主的統治,終於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假使沒有亞歷山大所造成的軍事帝國的“希臘化”局面而使希臘各城市國家自然發展下去,它們的命運也必然是日趨分崩離析而瀕於危亡。因為除了奴隸的起義之外,自由貧民同富有奴隸主之間的鬥爭,也已激烈到了極點。柏拉圖早已經説過:“窮人聚在城裏,身懷白刃:有的負債累累,有的顛連無告,有的則兼有此兩種不幸而充滿憤恨,打算對付奪去他們財產的人——他們在打算造反。”由於“希臘化”時期以及羅馬統治階級由軍事和政治勝利而造成的社會經濟發展的可能,才使奴隸制國家在另外一種形式和規模下又繼續了下去。

亞歷山大成功的時候,亞里士多德還沒有死。然而我們今天卻絲毫看不出:他這位“高足”亞歷山大的軍事行動當時所造成的世界的新局面對他有任何影響。亞歷山大糅合希臘文化與東方文化,而亞里士多徳卻仍然以非希臘人為“野蠻人”;亞歷山大把城市國家淪為意義大為降低的市府或省區,而亞里士多德卻仍然認為它是“良善而自足的生活”的標的。凡此種種都説明:亞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論已落在政治現實的後面了;它們是屬於一個結束的時代,一個用城市國家的方式來統治的時代的理論的。當然,我們更看重的是,他是一切剝削階級政治學的創始人。

來源:商務印書館